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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家沱住着大量的望江厂人。
66岁的吴文医院的病床上，手舞足蹈说起她去参观过的一处公墓，“有山有水，看得又远，风景好得很，我跟老伴儿说，这里可以，哈哈哈。”
9年前，她57岁，专门跑到九龙坡区龙台山陵园去参加遗体捐献者纪念活动。在那块密密镌刻着捐献者的石碑上，吴文界蹲在地上，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——她终于找到了邻居老陈的名字。一堆堆的鲜花，簇拥着那块不大的石碑，她心里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激荡感。
“这样也不错。”她转身走到红十字会的登记台前，领走十份遗体捐献登记表，她和老公各一份，另外八份发给亲朋好友。
吴文界和丈夫周应禄笑谈死后安排
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
在重庆，长江的拐弯处一般都叫“沱”，比如郭家沱。但郭家沱只是个地理名词，真正代表这片地方历史的名字是望江厂。陈旧的厂房、青砖宿舍楼、布满尘埃的防空洞车间，与这个老兵工厂的八千多名退休职工一起慢慢老去。入夜，五支老年舞蹈队在街道广场上跳舞，围观的、转悠的大都相识，一声招呼便能聊尽无数时光。
年内退之后，吴文界在郭家沱街道更新村从事社区工作。20年中，她见过太多孝与不孝、死与不敢死的人间故事，她也劝说了很多人加入遗体捐献行列。谈起最后的归宿问题，对于病床上的吴文界并不是不可言说的忌讳，而是生命价值的开敞。
年的大年初二晚上，吴文界笑着对老公周应禄说，“我准备以后捐献遗体，你怎么办？”周应禄洗着脚，随意问了一句：“你想好了？”“想好了！”“那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”
吴文界甚至还没来得及详细解释遗体捐献之后将用来做什么，夫妻俩在洗脚盆上就决定了死后的归宿，一如当年他们在一个车间里，一边车着高炮零件一边就定下了终身。那年她24，那年他28。四十几年人生同路，自然生死相随无需赘言，如今，医院的另一间病房。“如果他先走，我就帮他执行捐献，如果我先走，他就帮我执行捐献。”吴文界毫不避讳最后时刻的话题。
聊着聊着，话题就转到那个敏感问题上来：“那你们知道遗体捐献之后的用途吗？”
“哈哈，开膛破腹嘛！重医（重庆医科大学）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过，遗体用于学生们的解剖学习，器官有可能做成标本。”
“你们不介意？”
“人死都是一把灰，还介意啥哦。”
他们当时并不知道，女儿周艺比他们更早签下遗体捐献表。
年，偶然之间看到新闻报道重庆开通角膜和遗体捐献事宜，周艺瞬间就决定了要做这件大事。
“我给父母讲了我的想法，他们完全不能接受，说你才22岁，怎么去想死后的事情！”如今从事旅游工作的周艺觉得自己是一个“异数”，从小对这些新事物的接受度就非常高。她只好偷梁换柱，给父母说只捐眼角膜，一个眼角膜可以救治三个人，让他们同意并签字。
10年之后，当父母商量要做遗体捐献时，她立马表示支持。在她家柜子的深处，是一家三口的遗体捐献资料，用袋子层层包起来，周艺的遗体捐献表上的签署时间是年12月。她也是郭家沱街道最早签署遗体捐献表的人。
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苏小玲告诉记者，该街道目前有人签订了遗体捐献表，有18人已经实施了捐献，其中仅大溪村社区就有超过人签了遗体捐献表。这在整个重庆都显得非常突出。街道宣传委员龚玉洁介绍，每年清明节，街道都会在郭家沱公墓组织遗体捐献者的公祭活动，很多居民都是在这个活动上了解到遗体捐献这个特殊的事物。
在这人中，如吴文界这种夫妻共同签订了捐献表的有61对。
郭家沱街上“二十四孝”等传统文化宣传画。
不能捐器官那就捐遗体
年，贾玉珍的表哥不明原因昏倒，在医院躺了五天去世。重庆医科大学希望对死者进行解剖搞清死因，当时有的家人强烈反对，觉得人都走了何苦再去多挨几刀。贾玉珍支持医生的决定并说服了家属。第二天打开头部，里面全是血，才知是脑血管破裂。
30多年后，贾玉珍跟老公在连续参加了几年清明节的公祭活动后，双双决定捐献遗体。这位原峡江热水器厂工会主席退休后在社区担任志愿者，搞文化活动、做交通劝导、帮助贫困家庭，散发着自己的余光。“反正我过世之后，角膜要捐给别人，遗体用来做研究。到公墓去占个格子有什么用，与其烧成一把灰，还不如给后人留下一点好处。”今年清明节那天，经过与儿子四年多的“斗争”，终于取得儿子同意后，贾玉珍高高兴兴地跑去填表。按手印的时候，她怕印泥不清晰，特意使劲多按了两下，然后她觉得心里踏实了，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宿在哪里，心中再无包袱，反而更加坦然。
65岁的郑德惠5年前住院，当时重医的教授带了一大帮学生过来，她被这阵仗吓着了，以为自己病情严重。结果她仅仅是个典型性乳腺瘤，教授把她作为很好的教学案例，教学生们诊断。那一刻她明白了，这些学生们并不是经常都有接触真实病案的机会。“我很支持他们，让他们都来摸我的乳腺瘤，随便摸。学生们最后都说谢谢阿姨。我想，这有什么呢？他们增长了经验，才能更好地做一个医生。”出院后，郑德惠和老公商量准备签署遗体捐献表，她清楚记得那天的情形，街道在公墓组织公祭，天下着大雨，她冒雨去把登记表取回来，和老公一项项认真填写。轮到儿子签字时，之前反对了两年多的儿子，说了句“那好嘛”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黄循
71岁的黄循是大溪二村退管会书记，他把遗体捐献视作老党员的最后一次贡献，“47年党龄了，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国家，不知道我死的时候器官还有没有用，不能捐器官那就捐遗体吧。”
重庆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负责人左尧彬告诉记者，学生们大三开设的“局部解剖”最为重要，是学生进入临床医学的桥梁。除此外，还有麻醉解剖、应用解剖等多种解剖课程。这些课程都需要大量的尸体，尽管这两年捐献遗体的慢慢多了起来，但现在依然不能满足需求。去年重医接收到多具遗体，今年到目前为止有90多具，现在学生们只能做到30个人共用一具遗体，这与12个人用一具遗体的标准状态差距甚远。
而在整个重庆市层面上，重庆红十字会秦部长告诉记者，截至年6月，重庆自开展遗体捐献以来，登记遗体捐献者人，已实施遗体捐献例；年遗体登记人，实施捐献遗体例。
周生琴和很多厂里老同事办理了死后器官捐赠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
黄建伟脑出血偏瘫那年，才39岁。他记得是十年前国庆节的早上，突然就头昏倒地。从此后，他就只能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老婆和他离了婚，右手右脚日渐萎缩。有一次他想跳下楼去，拖着半边身体，连一米高的窗台都爬不上去，母亲周生琴吓得大哭。大溪村社区书记大热天气喘嘘嘘地跑上门，“建伟，你又哪里想不通了嘛，遭都遭了，放平心态嘛。”
母亲周生琴开始考虑后事问题，她和老公黄银厚一起签了遗体捐献表，“他啥子都做不了，还要等女儿赶回来料理我们的后事。我捐了，到时候只要儿子打个电话，医科大学2个小时内就派人上门接收遗体，后面的事情都不需要他管了。”但黄建伟一直不同意，在主城上班的女儿也不同意，这场拉锯持续了一年多。
坐在沙发上的黄建伟白白净净，瘦得像根竹竿，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状态，“我妈当了二十多年的大溪一村村长，我爸是50多年的老党员，我经常润（讽刺）他们，你们觉悟确实高。辛苦几十年，最后把遗体都捐了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吵也吵过，妹妹也劝过，他们两个人思想又一致，有啥子法？没得法。”周生琴在旁边哈哈大笑，“我们给你减轻负担呢。”
周生琴说，现在买个墓地要三四万块钱，办丧事还要三四万块，这些钱都可以省下来留给孩子。“我女儿哭得很伤心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现在天天打电话关心我们，还带我们去北京住五星级宾馆，说要在活着的时候对我们好。”说起女儿，周生琴眼里滚动着泪花。
贾玉珍与儿子之间的拉锯也持续了四年多，儿子反驳她：“妈妈，你想得出来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去年贾玉珍的妹夫过世，深夜人散，悼念厅空空荡荡，剩个孤零零的灵堂，贾玉珍把儿子叫过来，“这样操办，你觉得有啥子意思嘛？”儿子回答她：“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承受不了周围的舆论压力。”贾玉珍用了四年时间和儿子沟通，她希望儿子是真心接受她的选择，“他要是最后不给我执行，那我也白签了。”
大溪村社区书记孙命介绍，其实社区里的老年人，很多都能接受遗体捐献，但往往在子女身上卡壳。子女们受世俗观念的影响，总觉得这是一种不孝顺的行为，怕被人戳脊梁骨，社区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。重庆眼库遗体捐献协调人刘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到，有些子女即使在父母签了捐献表的情况下，最后也反悔不捐了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
9年前，吴文界领了十张遗体捐献登记表，自己和老公填了两张，剩下八张她发出去后，最终却只交回来五张。
吴文界认为，逝者的身体带着无私的温度，而生者的内心仍需要解冻。
黄建伟对母亲的决定还是有点耿耿于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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